小涛心情刻录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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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我的家乡江西黎川，一排的老屋是人民路的风景，材料基本是竹片、木板还有黄泥。外婆家就在这样的老街上。放学时遇上下雨，在这一排的老屋下可以不撑伞、和同学们勾肩搭背地缓缓而行。这些老屋基本都是民国乃至明清时代的遗存。

　　记得那时候在屋里可以沿着外婆家的梯子爬上二楼甚至爬到屋顶。在屋顶上可以拿根竹竿摆个孙猴子的动作，也可以呆呆地看着前面一大片的瓦顶。那时候的心境和那时候的屋顶风景，现在是再也不会有了。

　　中学时代曾经一度很希望这排老屋全部被拆，让新式的小楼替代这些在我眼中破败落后的老屋。我小学时上学的课堂就在这条路上，那是曾经的革命战争时期闽赣省委的办公地，巨大的院子、需要两个孩子才能合抱过来的柱子。还有正中一个大大的讲台，方志纯、周恩来等革命伟人都曾经在上面讲演过。更不用说学校出门必经的一个小巷四周***、国民党乃至日伪的各种标语……在一个晚上，这个见证中国历史的老院子就作为商业用地被拆毁了，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去看它最后一眼。尽管之前它曾经挂着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的牌子。

　　小学校大院子的拆迁让我伤心和困惑。来到北京后，大栅栏一度成为我混迹的地方，因为离我住的珠市口不远。那时候对于北京胡同以及四合院的概念和情感并不是很深。但几年之间，大大的拆字遍布大栅栏，这更让我迷茫和困惑。读了关于梁思成先生的书《城记》，心中那种关于老屋拆迁的迷茫与困惑变成一种难以言表的绞痛。

　　周末，从书架上拿起祝勇的《再见，老房子》，一个晚上读完，从心里产生一种共鸣感。同时也觉得，能在书籍中这样完全直白地表述对于老房拆迁的痛恨与失落的文人，像祝勇一样的，不多了。尽管我们知道，对于文人而言，文字更多的只是唤起共鸣或者缅怀的一种方式，大多不能起到绝对的作用。

　　祝勇和美国漂亮的女摄影师KIM一共探访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西安、成都、广州、昆明和海口的老房子，这些老房子的现状基本上分为三类：已经拆迁、正在拆迁和即将拆迁。最苦涩的一章是关于广州“看不见的西关”。

　　KIM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。而我们无法解释，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。而中国老房子的结构构件，其实往往科学而含蓄，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落后而破旧衰败。

　　祝勇说“文物部门成为老房子的最大敌人，这是我们经常遭遇的黑色幽默。而普通居民，才成为老房子的守卫者”、“破坏者义正辞严，他们有一万条理由消灭这些古老的事物。他们的恶性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凶恶，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信以为真”。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目标，让我们急功近利，贪婪地去剥夺任何可以带来现成经济利益的资源遗存。大栅栏年代久远的老建筑并非危房，似乎也要被拆迁了，哪怕个别上面还带着“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”的牌子。

　　又想起了上次在成都，乔同学推荐我去宽窄巷子看看，昔日的老宅院被拆迁得没有剩下多少，只有孤零零的一些遗骸在面对着那些不伦不类的仿古新建筑。巷子里一位老人主动搭话带我细致地逛了逛，我却不忍走进那些崭新无比的“新古建”。废墟上的成都人依旧逍遥，享受着老巷里最后的快乐，麻将桌依旧，只是被冉云飞比作“成都最后的孤儿”的宽窄巷子，已经几乎要彻底尸骨无存了。

　　祝勇和KIM陪同瑞士的苏黎世市长托马斯先生去参观正在拆迁的昆明顺成街时，托马斯市长到达现场的第一句话是“It's terrible！”，也就是“太恐怖了”。我以前以为老屋的拆迁只在北京、成都这样的古城热闹进行，没有想到貌似现代化的昆明其实以前却是古客栈林立。据说从一百年前的照片看昆明，那时候的昆明在某些方面比现在的丽江更为气派和精致，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……

　　我相信，有一天，江西黎川那些老房子也将伴随儿时的记忆一起消逝。那些老屋下的雨伞、半夜如精灵一般飞舞在屋檐下的蝙蝠、童年的唧唧喳喳，都将随老房子一道，不再存在。再见，老房子……还真的能再见么？！

　　还是用祝勇的话来结尾吧：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，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麟仙鹤、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，春兰秋菊、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。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，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。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，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，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。